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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第一部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历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周干峙长期从事城市规划设计和政策制定工作，曾负责编制西安市的总体规划，天津市、唐山市地震后的恢复重建规划，深圳市的总体规划，以及其他一批城市的规划设计指导。其研究成果为国家层面关于城市规划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关键性的参考，对国家工程科技智库的构建以及中国工程科技领域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1990年12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大会的留影。前排左起：郑孝燮、任震英、吴良镛，后排周干峙。

　　“一个人活几十年，只要他不是吃饱饭瞎混，总是会做些事情的。”周干峙说。对于外界给予的头衔和美誉，他并不太在意，周干峙认为他只是行业里的一个代表，其他人也做了不少事情。他认为：“建设、规划行业里，小到设计一条街道，大到规划一座城市，都必须有创造性，同时还必须有国家的、历史的、群众的、大行业的观点，这不是个人力量能够做到的，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

　　周干峙的一生，是奉献于新中国城市规划和建设事业的一生。伴随着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发展，他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工作岗位，亲自领导并编制了多个重要城市的总体规划和重建规划，不仅描绘出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蓝图，更在规划理念上进行了大胆创新，提出了“滚动、灵活、深细、诱导”的先进理念，对城市规划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干峙见证了中国城市建设和规划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演变，为中国城乡规划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周干峙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开启了近60年的城市建设和规划之旅。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他全身心投入城市规划项目，破解了一系列城市建设难题，为国家城市规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后，他在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天津市规划局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工作经历，使他在研究和管理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上世纪80年代，他作为建设部副部长推动了相关政策的制定，为城市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上世纪90年代退休后，周干峙继续作为特邀顾问专注于城市化研究，尤其是在大城市交通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持续为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

　　周干峙于1951年12月参加工作，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校的建校委员会工地主任。那时，北京正掀起文教区建设的浪潮，周干峙与同事们投身其中，负责清华大学的阶梯教室与宿舍楼建设，至今这些建筑依旧服务于师生。

　　在周干峙的记忆中，新中国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第一个春天”始于“一五”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时期，国家的主要建设方向与“一五”计划紧密相连，特别聚焦于苏联援助的156个关键工业项目，即“156工程”。通过这些项目，新中国城市建设得以与工业化发展同步推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156工程”推进期间，我国选择了西安、洛阳等8个城市作为重点规划对象。周干峙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包头，他肩负起了包头钢铁厂的规划重任。当他初次踏足这片土地时，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撼：包头城市规模极小，四周被荒滩环绕，一片荒芜之景，人迹罕至。他们一行人骑马前往昆河——现今包钢厂所在地。随后，周干峙的足迹又延伸至兰州、银川等地。然而，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极其落后，连基本的公路都不完整。在前往的途中TG体育，甚至需要军队的协助，乘坐军用吉普车才能顺利前行。

　　在开展“156工程”的过程中，西安地区的规划获得了苏联专家的特别支持。据档案记载，1953年11月4日TG体育，苏联专家巴拉金和波波夫莅临西安指导规划，当时年仅23岁的周干峙，虽初涉规划领域，却凭借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扎实的设计绘图技能，迅速崭露头角，成为西安市规划编制的主要技术负责人。1953年3月至1955年6月，周干峙参与了重点项目厂址选择与西安总体规划及东西郊详细规划编制工作。

　　周干峙回忆道：“当时我们请苏联专家帮忙，苏联专家明确提出，要找懂行的人来。那时候能看图、画图的人不多，我在学校业务基础比较好，不用尺子就可以描地图、画建筑图，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功。因为跟业主谈判时，需要当场很快勾出来（图像），不能老用尺子。所以，苏联专家选中了我们，当然我们也就有机会向他们学到很多经验。”

　　对于当时的周干峙而言，参与工程规划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周干峙表示：“作为年轻的技术人员，我有幸参与其中，与苏联专家一起前往包头、西安、兰州、银川等地，参与选址和规划工作。通过我们的努力，这些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贫穷和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开始思考并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我国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的重要一步。”

　　西安的规划很成功，后来被当作经验宣传。在这期间，周干峙与建筑大家吴良镛、莫宗江共同奋斗，互相启发和影响。对于周干峙来说，这段经历是一次宝贵的机遇，由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他终生难忘。

　　尤其是参与指导工作的苏联专家中，有城市规划专家穆欣等国际知名学者，他们的要求十分严格。穆欣曾多次强调：“搞规划，每公顷土地要去20次。”对此，周干峙一直铭记于心。周干峙说：“参与工程规划让我有幸接触到了高水平的专家和先进的规划理念。作为城市规划者，我深深感受到搞规划不能局限于办公室，必须深入实地调查、因地制宜，才能编制科学合理的规划。这些宝贵经验伴随了我一生，成为我工作中的宝贵财富。”

　　周干峙一直有一个理念——中国城市规划的建设必须结合中国国情，不照搬苏联做法，从自身出发，结合土地资源和国情等实际情况，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一五”计划和“156工程”的成功实施，为中国城市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是中国城市规划探索有中国特色道路的开始，也是中国城市规划迎来的第一个春天。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这场灾难造成了极其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灾难之一。地震波及天津、北京，涉及14个省区市，引发了海啸、地面液化等次生灾害，震后救灾及重建工作刻不容缓。

　　为确保唐山灾后重建规划工作顺利进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精心组织了上海、东北及河北三地的规划技术力量进行支援。

　　震后第二天，周干峙和城市规划专家曹洪涛便迅速带领团队前往唐山，进行灾后重建规划。面对接二连三的余震和城市满目疮痍的惨状，他们毫不畏惧，在帐篷中争分夺秒地制定救灾规划。追忆那段艰苦的时光，周干峙感慨道：“由于震后忙乱，规划资料找不齐。所幸最后找到一张差点要扔掉的很皱的图纸，反复平整后派上用场，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唐山是大地震的中心地区，因此震后前期重建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唐山上。周干峙建议选定丰润县为唐山新市区，以疏散震区人口。他们用半年时间详细规划，后报国务院并得到批准。后来，唐山举办了地震十周年经验交流会暨全国抗震工作会议，旨在反思唐山地震教训，总结十年抗震经验，并规划未来的防灾工作。周干峙在会上发表报告，剖析了地震灾害成因，总结了抗震经验，明确了未来任务，并呼吁大家共同努力战胜灾害。

　　唐山震后重建规划工作对“文革”后城市规划工作的有序恢复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78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1979年4月，国家城市建设总局成立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所，贺雨、周干峙和安永瑜为规划所负责人。

　　唐山震后重建规划刚刚告一段落，周干峙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天津，支援天津震后重建规划工作。1980年至1981年期间，周干峙担任国务院支援天津工作组组长，并于1980年至1982年担任天津市规划局代局长，组织天津的三年重建规划实施工作。

　　抵达天津后，周干峙迅速洞悉了救灾规划的瓶颈所在：灾后重建的主导权分散在天津市规划局与计委。计委虽负责制订总体计划，却因缺乏图纸资料和对损失情况不了解，难以准确估算建设费用。周干峙领导的工作组抵达天津后，首要任务便是依据规划局的资料，精确核算救灾规划所需资金。周干峙回忆道：“我跟天津市规划局的办公室主任，在一号宾馆整天画图、算账，最后算出来这笔钱总共是24.6亿元，每年投入8.2亿元，分3年完成。”天津的灾后恢复计划得到了国务院的专款支持，为天津的三年规划提供了物质保障。

　　唐山、天津震后重建工作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在周干峙的职业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不仅证明了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的坚韧与不屈，更展示了规划之力在推动城市复兴中的巨大作用。

　　1980年，国家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国家建委派出一个“五人小组”支援深圳的规划建设。周干峙作为“五人小组”成员之一，虽未具体参与规划编制工作TG体育，却以组织者、领导者的身份对规划工作进行了许多谋划和部署。周干峙坚持以科学规划为先导，其理念在推动深圳飞速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为城市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深圳最初的人口规划预计为70万人。然而，周干峙从规划专业的角度重新计算后，表示不能按照原有计划执行。在他看来，对于深圳这样即将快速发展的口岸城市，完全可以增加到100万人，再将流动人口和交通因素考虑进去，人口规模可以设计为滚动式、富有弹性的，是动态的、可调整的。于是，周干峙按120万人口规模，以及可延展160万人的愿景画出规划图后，无人反对。确定了人口规模后，周干峙和同事们又借助深圳地形狭长、河道分隔，以及自然山川等特点，依山就势，从东到西依次布置了沙头角-盐田、罗湖-上步、福田-华侨城、南头-蛇口等几大组团。

　　直到今天，深圳依然沿袭这样一种城市空间的布局。“这种串联式、组团式布局的城市结构，既便于调节，可按不同组团确定不同开发次序重点，又可在组团内部分期分片集中开发，做到规划一片，开发一片，成功一片。”周干峙说。同时，规划蓝图还预留了地铁、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的位置，为深圳未来的城市交通建设和城市发展留下了空间，同时节约了成本。

　　深圳规划之所以获得成功，专业人员与行政负责人的通力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周干峙表示，这种合作模式是深圳经验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当时深圳市领导、行政人员与专家学者、专业人员之间展开了紧密的合作。大家相互尊重，对议题事无巨细一并商讨。这种开放和民主的讨论助推了整个规划过程的深入展开和具体设计的产生。

　　平等而开放的氛围还有效促进了各方的意见交流和汇聚，使得规划方案得以充分地推敲和完善。例如，当初深圳规划布局确定后，许多单位竞相争取土地资源。很快，深南大道市中心南侧的“宝地”被划分完毕。鉴于该区域的重要性以及缺乏详细规划，周干峙向市政府提出意见，认为不宜立即划分该地块。最终市长介入，对这片土地重新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规划。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深圳市区县的规划中。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初期，面临先修西向道路还是市区深南大道的决策争议，最终决定优先建设深南大道。然而，周干峙认为这并不合适，因为修深南大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周干峙表示，在整体规划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先修深南大道，有可能与将来深圳的总体规划产生矛盾。最后，市政府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深圳规划过程中，专业人员与行政领导之间合作高效顺畅，共同推动了深圳的规划与建设。周干峙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感慨道：“（深圳）有工作需要我，我就去，我参与了几乎每一座主要建筑、每一条主要马路的修建。”

　　深圳规划在我国城市规划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标志着中国城市规划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周干峙说：“用现在的眼光看，深圳的城市规划也并不落后，世界上还没有一座城市像深圳这样，一次规划（可容纳）上百万人口，并且按城市规划蓝图建出来，建得如此完整、如此合乎（城市）功能，这算得上是中国人自己做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

　　深圳是我国自主规划并建设的城市，也是新中国第一个按市场经济体制规划建设的城市。这个规划是由中国的城市规划师主持编制的，对深圳规划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不可或缺的。

　　“行政领导与专业人员紧密结合是解决问题的‘金钥匙’”。周干峙认为，深圳市的规划建设中，领导层没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规划专业人员，而是鼓励他们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并充分尊重他们的专业意见，促进了决策者与规划者之间的平等讨论和紧密合作，营造了鼓励创新和勇于探索的工作氛围。

　　1983年5月，经国家科委批复，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即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成立，周干峙于同年11月任院长，支持了一大批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重返规划工作岗位。他同时作为深圳市顾问，研究旧城改造与特区城市，指导了以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开放初期重大项目。在深圳规划工作中，周干峙以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身份提出了“滚动、灵活、深细、诱导”的规划思想，协调解决了一系列问题，成为深圳城市规划工作的思想引领者。

　　1985年12月，周干峙被任命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1988年4月改组为建设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周干峙分管城市规划工作，主持完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和《中国技术政策：城乡建设》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规划法规政策的制定，有效推动了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发展。在卸任建设部副部长后，周干峙继续以“建设部顾问”身份参与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相关工作。

　　周干峙是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在全国政协工作期间，周干峙同许多同行专家一起积极推动全国各地城市规划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等工作，并负责全国政协办公楼的规划设计工作。同时，周干峙也担任了不少学术职务，包括长期担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的理事长及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城市规划学术建设、风景园林和历史文化保护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1年，周干峙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在1994年至2000年担任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主任。作为行业带头人，周干峙并不否认社会看的是他的行业成果和成绩这一点。因为从当选院士那天开始，他就感觉到肩上无穷无尽的责任。

　　周干峙用智慧和汗水谱写了中国城市规划与建设事业的光辉篇章。他的成就、思想和实践经验，在中国城市规划与建设领域内具有深远的影响。周干峙对中国城市规划事业有深厚的感情，他将毕生精力与才智都投入其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人格魅力和科学精神也为后来的城市规划师树立了榜样。他严谨治学、勤奋工作的态度以及深厚的人文关怀，让后来的城市规划师备受鼓舞和启发。他们开始更加关注城市规划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努力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作出贡献。

　　周干峙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行。展望未来，期待更多的城市规划师能够传承周干峙的学术思想和实践经验，期待他们能够不断探索和创新，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和人文关怀，打造更加美好、宜居的城市环境。

　　（作者刘霄阳系北京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林戈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级工程师，李娜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正高级工程师）

　　西安气候干燥，对于水面的需求是迫切的。据文献记载，唐城内曾有100多条渠道和100多处水池，是渠道池沼很多的城市。研究西安的水源情况发现水源集中在南部。规划引水入城，恢复曲江池公园，流入兴庆池成兴庆公园，引入居住区内的低洼地成小湖泊，在全市均匀分布水面，使多数人能够享受。渠道与道路的走向相吻合，并兼顾排泄雨水的功能，尽量少挖土方。许多水道经大环路分流，所以大环路规划了80米宽，水道、绿地、街心公园贯穿全线。

　　绿地能够调节气温、湿度，降低烟尘噪声与风速，对城市的卫生安全有重要的作用。规划的绿地系统由公共绿地、专用绿地、卫生防护绿地、郊区绿地组成。公共绿地包括全市性的大公园、区公园、小游园和街心花园、儿童公园、林荫道五种类型。全市规划了大雁塔、小雁塔、兴庆池、韩森冢等十个大公园。这些大公园既有活跃的文娱区、儿童游戏区，也有安静的休息区，设有俱乐部、科学馆、展览馆、剧场、运动场、食堂等，为居民休息、运动、文化教育、科学普及创造条件，满足居民文化生活的需求，所以叫作文化休息公园。

　　在哪些地方建公园绿地？一是历史上的名园或宫廷所在地，如曲江池、含元殿等；二是地形复杂不宜建筑的地段，如旧城东西的砖窑低洼地区；三是可能形成水面的地方，如兴庆池遗址；四是原有公园及树木较多的地区，包括郊外树多、地形变化大的地段；五是名胜古迹或遗址所在地，如大雁塔、小雁塔、韩森冢公园等。主要公园绿地之间以林荫路、林带联系起来，形成绿地系统，与道路系统相协调，和街坊内的绿地、郊区的绿地相连接。人们随处都可接近绿地，可在绿树下散步直至郊区。

　　当时考虑的是尽量让人民群众都能享受水面和绿地；把已经知道的名胜古迹遗址遗迹都规划成绿地，既可改善城市环境，又可把它们保留下来。城墙城河也作为公园绿地保留下来，似西安城的一条绿色项链。像这样以扩大城市绿地来保护文物古迹，同时又改善城市环境的规划方式，在以后西安的城市建设中被继续沿用。

　　（本文节选自《城市发展研究》2014年第3期刊发文章《西安首轮城市总体规划回忆》，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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