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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来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有多难？意大利人亚历在完全不会中文的情况下，“毕业后拒绝进入一眼就望到头的人生，抱着好奇心，来到北京开始了一段和过去没有任何关系的生活”。

　　对亚历来说，学中文和适应中国文化同样困难，他会听《小苹果》学中文，也在教程里学到“你这老家伙怎么还没死啊”这样奇怪的句子，在出租车上，司机永远会问他“意大利的房价多少钱一平”。中国有时让他稍感失落，有时又让他获得归属感。

　　他说，“在老外的传说里，在中国待满五年标志着一个关头：要么走了散了，要么就一直留下来，把这里当家。”尽管对中国有诸多不适应，他还是选择了“用中一场梦”，并把这些经历用中文记录下来，集结成书。

　　本文摘选自《我用中了场梦》，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落了地，我和海南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合了张影，开始了我的新生活。我在首都机场门口认识了几个讲意大利语的中国人，和他们上了车，一起进城到了学校。我准备学一年中文，再去学电影。我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对外汉语的初级班，住海淀校区的留学生宿舍（那会儿还没有怀柔校区），每天去C楼的六层上课，学习的课程包括综合、听说、汉字三种。老师大多是北京语言大学的在读研究生，直接从五道口坐公交过来的。

　　课堂上，我们会用一套北京语言大学出的名为《成功之路》的汉语教材，课本中的关键人物包括日本留学生山本、中国男生张大同、韩国女生李美爱、汉语老师丁兰，获得最佳章节名荣誉的是《你怎么了》和《我们国家的菜没有四川菜那么辣》。我们学到像“同屋”“你家有几口人”“别提了”“说来也怪”“你这老家伙怎么还没死啊！”这种后来再也没听到过的短语。听说课上，我们听南京青奥时已经让我彻底上头的筷子兄弟的《小苹果》。教学风格显然很中式：课文我们一起念，新单词回家抄几十遍。

　　上了几个星期的课，我对学会中文没有太大的信心，感觉不到任何进步的苗头。我经常迟到，进了教室先慢悠悠地泡一杯茶，再坐下来听课。我桌上的早餐还没吃完，老师已经在白板上写满一堆新单词，仿佛我们之间有时差。她叫我写字的时候，我摇摇头。“You have a try!”老师鼓励我，我却无法站起来跨越到她的时区。我死活不记得怎么说拜拜，每天下了课，都找老师问怎么说。“再见！再见！再见！”第二天还是会忘了。老师决定我的中文名字是亚历。

　　我的原名—Alessandro—在古希腊语中有“保护人类”的含义。一生改名的机会不多，我在中文里又碰上了一个谐音为“压力”，英文直译为stress，同样不太让人放松的名字。

　　在此同时，同班法国同学利诺已经开始背成语了，这使我心里略微崩溃。利诺会说“马到成功”，还往我们几个同学的微信群里面转发重要讲话的PDF全文，让我们挑战翻译。在欧洲，我们之间隔着阿尔卑斯山，而在北京，仅隔一堵墙：利诺在留学生宿舍的房间直接跟我的挨着。我们是问Wi-Fi密码认识的。聊了不久发现，我是意大利版利诺，他是法国版亚历。我们一样，毕业后拒绝进入一眼就望到头的人生。抱着好奇心，我们到北京开始了一段和过去没有任何关系的生活。

　　其实，我们内心的要求很简单：一张充满可能性、可以从零开始写的白纸。而这里确实有。他人不了解你曾经是谁，因此未来什么都有可能。你可以脱下旧身份的负担，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一上中文课，连名字都给你换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逃犯。中国是我们的狂野西部。

　　利诺和亚历很相似，所以需要分开行动。我们单独面对各自的新生活，不和外国人玩是我们学中文的策略。只不过，在中文还站不住脚的情况下，那也是我们社交的死路。学校的留学生们大多读一个用英语授课的本科国际项目，很多都不会中文。他们很团结：总是一起拍戏，去北语校内的酒吧吸水烟，再到五道口蹦迪到天亮。刚到学校那会儿，他们自然叫我们一起，但我们去的频率渐渐降低，关系也淡了。我和利诺就这样成为宿舍里那些不太合群的异物。

　　我的第一个中文交流对象是王泳。我刚从首都机场到学校就认识了他。走进留学生宿舍楼，我在一层的电影故事餐吧坐下来。安静的星期天下午，餐吧里只有我和这个戴着棒球帽、无所事事地抽烟的男生。背往后靠，身子往下滑，他仿佛把餐厅的椅子当作家里的沙发。我的到来让他的目光从手机屏幕返回到现实中。他惊讶地看了我几下，接着站起来坐到我旁边。

　　他不会讲英语，我不会讲中文。王泳拿出餐厅的菜单，摆在我面前，期待着我的反应。看完一系列陌生的菜名之后，我选择唯一熟悉的食物：一盘带巧克力糖浆和水果块的华夫饼。

　　我好像没吃饱。王泳打开手机里面的一个软件，用中文和手机说话，再给我看屏幕上出现的英文翻译。操作了几下，他又把手机递给我，让我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我们就这样沟通了三个月。这段时间挑战了我对“听多了，就能学会”的信念。在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情况下，把一个四川人和一个意大利人放在北京，他们不见得会互相学到东西。我才来中国五天时，王泳带我去同学家过中秋。从中午坐到晚上，我头晕的缘故不是喝下的酒，而是听进去的六小时的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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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王泳的交流是由一系列不连贯、分散的信息所组成的。在学校后面的烧烤店，他给我看一个小本子，说里面是给前任写的诗。下一秒，他要了一张我的照片，放在一个PPT里。王泳说是给投资人介绍他的电影团队用的。“我们明年一起拍电影。”他的手机屏幕上写着。我心里一堆问号，可我选择应付过去，不为难翻译软件。

　　有时候，我和王泳像一部不用动脑子、宣传中外友好关系的情景喜剧。有那种经典的画面：他尝试教我如何正确地用筷子，我做不到，但还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方法夹面条。他耸一下肩，放弃教我。我们捧起杯，一起笑起来。本集结束。

　　12月初的一个周末，王泳说他的同学老许要拍一个短片，想请我做男主。我说行。认识老许的时候，我的中文稍微有了一些进步。加上他还会一些简单的英语，我们有条件尝试放下翻译软件。

　　“我喜欢中国的早饭。”我说。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去学校后门的红珊瑚吃包子、喝豆浆。每当对话陷入僵局，我就讲起吃早饭的话题，并希望对方感兴趣。

　　“你喜欢造反！”老许笑起来。他是一个很会讲段子的东北人。短片是一个瓜子广告。在剧情里，我对一个女生表白，她给我一张写着“真心瓜子”的纸条。接下来，我却跑进两三家店里面，挨个问有没有“爪子”。买到了，我回到女生面前，准备把爪子递给她。

　　这个有可能不会进入影史的作品开启了我和老许的友谊。一周之后，老许提出带我去哈尔滨看一部网剧的拍摄，顺便玩两天。工作日的深夜，我们从首都机场出发，乘客很少，飞机大半的座位没有人。和老许在空中跨越中国的北方，我感到陌生，但踏实。像两个不用靠闲谈来回避尴尬的老朋友，我们占着相邻的两排，躺在三个人的座位上睡觉。

　　在哈尔滨，我发现鼻子里面也可以感觉到冷。在中文表达能力很有限的情况下，我放弃提前了解每一天的行程安排，把每一分钟当作是一个惊喜。晚上在外面喝了不少白酒，我猜第二天会睡个懒觉。早上6点，跟我住标间的老许竟然叫我起床去片场。他让我喝一口格瓦斯，说是俄罗斯可乐。

　　如果说怀念那个时候，是怀念那种简单、无顾忌、轻松的相处TG体育。回北京之后，老许送我一个真心公司的礼盒，那是我在中国收到的第一个圣诞礼物。春节后的某个晚上，他叫我一起吃饭。全程中文的四人聚会，我跟着老许学习北京特色吹牛逼式的聚会艺术。我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练习写中文字的日常，爱写书法的老许给我点赞。

　　那学期，我和利诺几乎是对方生活中唯一的外国人。我们偶尔会串门煮咖啡喝，去五道口上瑜伽课，晚上到三里屯各大使馆听讲座。在路上，我们聊一聊最近利诺和亚历的生活里发生了些什么。利诺去东北当演员了，拍了几个星期的犯罪片，貌似要电视台电影频道。我们偶尔约着一起去学校食堂，努力和本地学生沟通。利诺笑我的口音，一度以为我是故意讲如此拙劣的中文。

　　某些事件被记载进历史。有学生去了罗马，说他对斗兽场很失望，里面什么都没有。“老师，意大利怎么样？”有次一个学生问岛民，眼里闪着光。“你觉得我们为什么来中国？”岛民回答道，顺便摧毁了学生所有的幻想。

　　在北京，那不勒斯的同事去外面吃比萨，发现了一家卖榴梿口味的，菜单中的名称还是“像妈妈做的那样”。他没忍住，对店员发了火。“怎么回事！意大利没有这样的比萨！”“先生，咱们只是应对市场的需求。”“你们不尊重他人文化！你们知道我来自哪里？我来自那不勒斯，比萨的圣地！”

　　几个月后，那不勒斯同事搬到了英国，我们替北京所有的比萨店松了一口气。遇到像草莓、巧克力那样非主流的比萨口味，他依然会拍照，发到我们几个人的群里。要是有机会，基于面对那不勒斯同事的爆发所表现出的心平气和，岛民希望将比萨店店员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在老外的都市传说中，在中国待满五年标志着一个关头：要么走了散了，要么就一直留下来，把这里当家。待了五年，你是老老外。你积累了比较完整的生活样本，体会到了不同社会的酸甜苦辣，有足够的证据去做判断。试用期结束了，得决定要不要买个会员。

　　这个选择既关键又复杂：经过长时间的摩擦和相处，感受会五味杂陈，只喜欢或只讨厌一个地方是不太可能的，同时，常识告诉你，世上没有任何国度是完美的。比起幻想不切实际的人间桃源，你会对比选项，衡量优缺点，尽可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职业发展、生活便利、朋友圈子、喜爱的菜系、自然环境。不管如何决定，你总会牺牲点什么。或多或少，这是每天困扰全球所有移民的难题。

　　如果选错了，有点麻烦。一点也没有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却依然坚持留着不走，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选择那样做的人，可能是看重一些短期的好处，像保住手里的工作和生活的稳定。但是，他们实际上在心里憋着一种强烈的不满。那不勒斯同事就是没有及时走，因此变得苦涩怨恨。

　　机构同事迭戈也是，不过他还在。我们约在三里屯吃顿比萨。曾经有人说，当你问意大利人他们最近过得怎么样的时候，问题在于他们真的会回答。我知道有这样的危险，并了解迭戈怨天尤人的性格，所以尽量不进入那样的对话，只是翻着菜单。

　　“我想问你一个关于AIRE的问题。”迭戈说。那是一个政府机构，负责登记长期在国外居住的意大利人。注册后，你可以获得一些针对境外意大利国民的服务，像远程投票之类的。

　　我很疑惑。这是我没考虑过的角度：自己住在国外，要如实交代吗？身份证上的名字，要写自己的吗？这样的事实，还有主观解读的空间吗？

　　“随便，”我说，心里希望可以顺利糊弄到其他不怎么需要我动脑筋的话题，“主要是给你提供一些服务，看你想不想要。”

　　比萨还没有上，但是我已经想走了。边走边说：“不用了！没有人在乎你住哪！你不说，使馆的人也会安心入睡！”但是我还在。加油。再坚持听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回家了。仿佛生活在无法沟通的平行世界，迭戈也很疑惑，甚至无奈。他放弃了AIRE的话题。

　　“我需要买一些西药，”迭戈平稳地转移到下一个问题，“你觉得哪里能买？”这种问题我喜欢。它有一个很直接、不太可反驳的客观答案。

　　我要崩溃了。我没办法向迭戈提供帮助，因为他想要的不是帮助，而是继续抱怨的机会。乔治·布什去过和睦家医院看病，但迭戈是不会去的。很快，迭戈又失望地开始说别的。他想买双意大利品牌健乐士的鞋。那是件似乎没有挑战的事情，但迭戈认为根本无法实现。

　　没办法。天真的我提出的这些建设性方案对迭戈全都无效。他那天晚上抱怨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最荒谬的是说他在中国找不到爱情，因为大家都讲中文。我刚听到时还以为那是什么隐晦的比喻，像“我们讲爱情的不同版本”，结果发现他是字面意思。

　　我意识到，迭戈的态度，正是我需要避免的未来。生活在别处，不熟悉的一切是每一天的挑战。我们选择抗拒和怨恨，还是包容和好奇，会决定我们的生活体验。我要努力做后者；如果发现做不到，就回家。无论在何处，当老外都要做到一点：想在一个地方留着，就好好留着。

　　这个对话的不同版本会一直伴随着我在中国的生活——以至于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不了解意大利的房地产，以后就没有朋友了？我发现，外国人的身份有点太重了，会很难让对方自然、自在地和你交流，涉及的话题范围也非常有限。坐出租车被司机问到自己是哪国人的时候，我都开始考虑要不要说点别的国家，像德国，好歹能聊点足球之外的。我每次出门仿佛举着一张写着“我是外国人”的牌子，持续吸引着一堆跟我个人没什么关系的刻板印象。

　　也许最能体现出我的心境的是在南方某个二线城市发生的事情。我是因为转机而路过。停留的时间比较长，要等第二天才能有航班，我就在机场附近的小区租了个小房间住一晚。安顿了下来，我准备下楼去吃点东西。电梯下到一层开门时，我面前是几个闲聊的年轻男女。

　　我想起来这不是北京，对方可能会对我的出现有一些反应。他们一下子暂停了对话，仔细地把我打量了一遍。这都算是在我的意料范围之内。

　　我走到单元门口时，他们终于又说起了话。“我就是很怕外国人。”其中一个女生对朋友说。楼道极其安静，声音特别清晰。

　　我选择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照常出门，到街道的路边摊吃炒粉。摊主和居民都很友好，这使我的内心更为复杂。新奇的面孔一贯能保证你到全国各地都会有特殊的招待、热情的问候。在他们眼里，你来这个国家有十天还是十年，其实都一样。这是多么让人沮丧的事实：你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来熟悉这里的语言、社会、文化，调节了各种不适应，甚至有了归属感，最后别人看到的还是一张外国人的脸。而讽刺的是，那样的相处又意味着一种安全距离。一旦走得太近，你会听到一些你不该听到的话。

　　表面上的好客对脸不对人，意味着某种交流上的分裂。你要拿自己的老外身份来迎合对方，同时在内心做出真实的反应。回到小区时，我又在电梯里遇到了那几个年轻人。我的情绪已经很冷静了，决定打破我们之间的僵局。我等到和刚才发言的女生对视时说：“不用怕嘛。”她震惊了，一时说不出话来。然后她拼命地道歉，直到只能夸我的头发好看。

　　在外地找住宿也如此。一是想省钱，二是想住得低调一些，不去什么国际大饭店。可是这样单纯的想法在现实中竟也如此艰难。偏高档的酒店一般没问题，但是中等以下的酒店会不会接待你是一个旅行中常年存在的未知。我会提前做功课，在携程上筛选“接待外宾”的酒店，可这也不是很准，有时候充满自信地到了前台才被拒绝入住。因此我会先打电话确认。

　　有一次逛南方的小城市时我心情还不错，路过一家有些破旧的宾馆，规模比较小，能接待外国人的可能性不大。我直接进去了。在前台值班的阿姨显然感到惊讶，但没有拒绝我。她说这是第一次要帮外国人办理入住——这就是我希望会遇到的情况。趁她对业务不熟，我成功入住了。到房间里打开电视，有英超的比赛。走了一天，我躺下来看球，感觉很踏实。然后，有人敲门。前台的阿姨发现了他们宾馆接待不了外国人。我虽然已经在穿着内裤看球赛了，还是得走。

　　这样的事会摧毁那些关于融入当地社会的幻想，提醒你，你始终只是一个没有身份证的外国人。

　　我花了很久才学会不把这些往心里去，让入住酒店的焦虑转化成佛系的态度，坦然地面对路途上的不便利，仿佛被拒的是护照上的那个名字，而不是我这个人。甚至你迟早会认定这根本不是你配得上的东西，就像你无法在网购平台下单跨境进口商品一样。外国人的生活体验相当分裂：一会儿享受超国民政策的优待，一会儿连普通消费者都不如，购物出行都有阻碍。

　　精神上更是如此。在北京出生、长大、读书、生活、工作的美国人参加朋友聚会时还是会被说“老外不懂”，并以此为由被阻止参与一些话题。为中国经济贡献了整个职业生涯的德国人满六十五岁时无法延续工作签证，因此不得不离开自己几十年的家，定居在新加坡。这些真实经历都在告诉你，可以来这里学习、工作、生活，但你不是，也可能永远都不会是“自己人”。

　　而我离开罗马到中国已经有三年了。我在北京几乎没有什么意大利朋友。回老家的时候，高中同学说我讲的是中式意大利语，带音调的。发语音给我妈时，我经常停顿下来，想不起来词，最后说的是有中文翻译腔的语句。可以说，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中国人——我被夹在中间的一处灰色地带，似乎摸不清自己是谁了。

　　不过，基于坦诚—以及身边人的犀利提问——我必须要回答一个既现实又比较哲学的问题：如果真的能融入社会，我会想要吗？有没有其实不想脱下外国人这个身份的时候？有没有想退后一步的情况？融入了，不就没有梦幻岛了吗？我想了一下，一次在八宝山的下午茶给我提供了一些线索。

　　我去见了一个不太熟的朋友。他是中国人，他老婆是意大利人。因为他老婆在北京朋友比较少，他叫我到他们家附近一起吃个饭，聊聊天。我们在地铁站附近的商场吃烤鱼TG体育，在场的还有他们三岁的小女儿。那天，我内心认为自己是某个被他们请来的社会观察者。我平时不会在周末挤商场，聊聊孩子的问题。考虑到客体的陌生程度，比起普通社交，这更像是一次田野调查。我告诉自己，这绝对是一次全新的、和我的生活毫无关联的体验，这样才能够放松地享用那条烤鱼。

　　我们聊的大部分是他们的事，特别是他老婆的事，关于同时带孩子和工作的事。我认真地倾听，并提出建议，让她和我另一个像她一样教意大利语且有孩子的朋友认识认识。我想过，这大概是我今天最大的贡献，连接了两个应该会聊得来的外国人。加上我从市区跑了一趟，他们来买这个单也不过分吧。我得意地猜测后面就没有我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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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有点奇怪，但也还行，这些不是不能说的。我如实回答，期待着对方的某种对自己已经流逝的青春的感慨。

　　“那也差不多了。”朋友自信地说，似乎手里有方案。我一时不懂他想说什么。“可以想一想稳定下来的问题。”朋友接着说，解决了我的困惑。他想说的其实很清楚，甚至摆在我面前：一对结了婚、生了娃、在商场吃烤鱼的夫妻。我紧张地笑出声来，但朋友讲的不是段子，是真的提问，所以他等着我接话。“差不多，差不多。”我边说边用筷子挖掘锅里的鱼肉，顺便看看能否挖掘到一些能让我走出这次演变成尴尬局面的午饭的话语。回去以后，我们谁都没有再找对方。

　　无法在异国成为自己人的失落是真的。想要保证大家在日常中对你说话礼貌不越界，不干涉你的个人生活，不强迫你陷入年龄、婚姻、生育焦虑，这也是真的TG体育。在工作上，我也感受到了对外国人身份的怀念。在东莞进剧组那次，我接了一个为本地人设置的岗位（不报车票，工资极低），经历了上级的那种非常不客气的对待，也只坚持了两天。在拍摄现场，那些刚从海外飞过来的演员享有全剧组的照顾，而作为幕后工作者的我已经失去了那些待遇。作为老老外，我只能羡慕他们。

　　在探索异国社会的过程中，我陷入了典型的局外人的悖论：我尝试主动地去了解他人，却不断地吸引注意力到自己身上。或许，比起高调地出面，和周围的环境直接相处，我更适合坐在车后座，静静地听听前排的人说话，让他们说着说着就忘记我的存在。